三自反帝愛國運動
1949年中共在大陆执政以后,原来主要由西方差会资助的各大公会,在政治形势变化并失去经济来源以后,信徒人数严重流失,很快都“认清形势”,“与帝国主义划清了界限”,积极主动在政治上靠拢新政府,并在传福音方面采取低调。1950年-1951年,政府主导的三自爱国运动和控诉运动陆续开展。
1950年4月,国务院总理周恩來在北京3次接见基督教人士,要求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1]7月28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吳耀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副总干事江文汉、事工组主任刘良模、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聯名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公开信,并征求各地基督教教徒签名[2]。9月23日,宣言和1527人的签名在《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后被称作《三自宣言》[3]
1951年3月,上海的前电影明星、自由传道人顾仁恩在青岛布道,被政府以散布反动言论的罪名逮捕。卫理公会华西年议会会督陈文渊(1897年-1968年)也在上海被捕。同年4月份的北京基督教会议上,他们成为最早受批判的4位中国教会领袖之一(另2位梁小初、朱友渔在海外),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会督江长川控诉陈文渊私下和公开支持蒋介石政权[4],青岛基督教联合会书记王重生控诉顾仁恩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散布亲美、崇美思想”,并问:“像顾仁恩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怒吼:“该杀!该杀!”[5]。顾仁恩被判刑十五年,送到青海勞改,被释放后由于无处可去,只能回到青海,最后在那里去世。
6月1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由副會長崔憲詳带头,舉行1200人的控訴大會,控訴協進會是30年来「美帝」侵略中國的代理人。此后,協進會这个全國教會的聯合機構基本宣告死亡。6月10日,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筹备会,借逸园跑狗场举行全上海基督教的万人控訴大会。吳耀宗带头,然后各教派的教会领袖,包括江長川(卫理公会)、邓裕志(女青年会)、胡祖蔭(广学会义务总干事)、徐华(安息日会会长)、吴永泉(基督徒学联会)、贾玉铭(長老会)、杨绍唐(内地会)、竺规身(灵工团监督)、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吴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等人,一一上台控訴。而被控訴的對象,包括安迪生(美)、黃安素(美)、畢範宇(美)、陳文淵、梁小初、黃仁霖(已逃离大陆)等中外人士。大會的政治气氛极其浓郁。[6]
在此前的5月19日,刘良模在「天风」週刊上发表《怎樣開好控訴會》,批判「超政治」的“落后思想”,鼓动一向强调爱心的基督徒要站穩自己“人民的立場”,破除情面,徹底、痛痛快快和盤托出,“精彩的控訴應記下來交給當地報紙發表”。控诉运动也波及到一些以属灵著称的团体,如灵粮堂和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这些团体中长期受属灵熏陶的基督徒在这期间自有其独特的痛苦经历。 [7] 通过控诉运动,「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得以控制全國大部分教會。 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吳耀宗出任主席,6位副主席分别是陳見真(聖公會)、吳貽芳(金陵女子大学)、陳崇桂(重慶神學院)、江長川(衛理公會)、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和丁玉璋(女青年會);常務委員則高達四十位,除了前面所列的七位之外,他們是王梓仲、王俊賢、田景福、李壽葆、邵鏡三、竺規身、吳高梓、周福庆(灵粮堂)、施如璋、塗羽卿、唐守临(地方教会)、孫鵬翕、戚庆才(浸信会)、焦維真、程步雲、喻筠、張光旭、賈玉銘、楊紹唐、鄭錫三、鄧裕志、趙紫宸、熊真沛、蔣翼振、蔣約翰、鮑哲慶、謝永欽以及丁光訓、江文漢、劉良模、鄭建業、沈德溶、李儲文等人。這份常委名單與三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委會的委員名單相比較,原本列名常委的韋卓民與敬奠瀛已經因被控訴或即將被控訴而不列名其上。
在天主教方面,1951年6月6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梵蒂冈设在上海岳阳路197号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Catholic Centre Bureau)。10月6日,逮捕圣母军负责人莫克勤(爱尔兰籍),10月8日,市军管会宣布取缔圣母军。1953年6月15日晚,逮捕13名“间谍”,6月17日,帝王堂一批加入公教青年团的学生信徒(主要来自第二医学院和向明中学)进行游行示威。
这一时期,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抵制中国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改造”和“渗透”,让教徒继续接受梵蒂冈的领导,拒绝在教会内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组织并亲自督导了“不投降、不退让、不出卖”的中华圣母军支团,阻止圣母军成员向政府登记和退团,拒不参加官方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55年9月8日晚,龚品梅、金鲁贤等183人在上海被逮捕入狱。1960年3月,龚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龚被关押30年后被释放。
当时,由中国信徒自己创立的基督徒团体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两三年内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领袖倪柝声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以照料大陆上的数百处地方教会。1950年7月,在土改运动中,福建鼓岭“执事之家”的教会房地产被没收,全国地方教会有上万信徒写信给政府要求保留。1952年4月,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逮捕关押。4年之后,1956年1月29日晚,地方教会的同工俞成华(同年病故)、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30人在上海被捕,同年,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开控诉,倪柝声被捏造出一连串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罪名,批倒批臭。从2月8日起,市公安局举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组织1.3万多人参观[8]。倪被判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1972年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去世。上海地方教会经过改组,由公开批判倪柝声的唐守临、任钟祥负责。[9]。
1958年,上海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208个大小教堂被合并为22个,1965年再次减少到11个。联合礼拜场所一般选择较大的教堂。但是,上海容纳信徒最多的地方教会南阳路聚会所建成时间还不到10年,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
1950年4月,国务院总理周恩來在北京3次接见基督教人士,要求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与力量”[1]7月28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组主任吳耀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涂羽卿、副总干事江文汉、事工组主任刘良模、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邓裕志等40名基督教人士聯名發表《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公开信,并征求各地基督教教徒签名[2]。9月23日,宣言和1527人的签名在《人民日報》全文刊登,后被称作《三自宣言》[3]
1951年3月,上海的前电影明星、自由传道人顾仁恩在青岛布道,被政府以散布反动言论的罪名逮捕。卫理公会华西年议会会督陈文渊(1897年-1968年)也在上海被捕。同年4月份的北京基督教会议上,他们成为最早受批判的4位中国教会领袖之一(另2位梁小初、朱友渔在海外),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会督江长川控诉陈文渊私下和公开支持蒋介石政权[4],青岛基督教联合会书记王重生控诉顾仁恩是“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国特务”、“散布亲美、崇美思想”,并问:“像顾仁恩这样的人,该杀不该杀?”,台下怒吼:“该杀!该杀!”[5]。顾仁恩被判刑十五年,送到青海勞改,被释放后由于无处可去,只能回到青海,最后在那里去世。
6月1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由副會長崔憲詳带头,舉行1200人的控訴大會,控訴協進會是30年来「美帝」侵略中國的代理人。此后,協進會这个全國教會的聯合機構基本宣告死亡。6月10日,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筹备会,借逸园跑狗场举行全上海基督教的万人控訴大会。吳耀宗带头,然后各教派的教会领袖,包括江長川(卫理公会)、邓裕志(女青年会)、胡祖蔭(广学会义务总干事)、徐华(安息日会会长)、吴永泉(基督徒学联会)、贾玉铭(長老会)、杨绍唐(内地会)、竺规身(灵工团监督)、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吴高梓(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等人,一一上台控訴。而被控訴的對象,包括安迪生(美)、黃安素(美)、畢範宇(美)、陳文淵、梁小初、黃仁霖(已逃离大陆)等中外人士。大會的政治气氛极其浓郁。[6]
在此前的5月19日,刘良模在「天风」週刊上发表《怎樣開好控訴會》,批判「超政治」的“落后思想”,鼓动一向强调爱心的基督徒要站穩自己“人民的立場”,破除情面,徹底、痛痛快快和盤托出,“精彩的控訴應記下來交給當地報紙發表”。控诉运动也波及到一些以属灵著称的团体,如灵粮堂和地方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这些团体中长期受属灵熏陶的基督徒在这期间自有其独特的痛苦经历。 [7] 通过控诉运动,「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得以控制全國大部分教會。 1954年,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吳耀宗出任主席,6位副主席分别是陳見真(聖公會)、吳貽芳(金陵女子大学)、陳崇桂(重慶神學院)、江長川(衛理公會)、崔憲詳(中華基督教會)和丁玉璋(女青年會);常務委員則高達四十位,除了前面所列的七位之外,他們是王梓仲、王俊賢、田景福、李壽葆、邵鏡三、竺規身、吳高梓、周福庆(灵粮堂)、施如璋、塗羽卿、唐守临(地方教会)、孫鵬翕、戚庆才(浸信会)、焦維真、程步雲、喻筠、張光旭、賈玉銘、楊紹唐、鄭錫三、鄧裕志、趙紫宸、熊真沛、蔣翼振、蔣約翰、鮑哲慶、謝永欽以及丁光訓、江文漢、劉良模、鄭建業、沈德溶、李儲文等人。這份常委名單與三年前的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委會的委員名單相比較,原本列名常委的韋卓民與敬奠瀛已經因被控訴或即將被控訴而不列名其上。
在天主教方面,1951年6月6日,上海市军管会查封梵蒂冈设在上海岳阳路197号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Catholic Centre Bureau)。10月6日,逮捕圣母军负责人莫克勤(爱尔兰籍),10月8日,市军管会宣布取缔圣母军。1953年6月15日晚,逮捕13名“间谍”,6月17日,帝王堂一批加入公教青年团的学生信徒(主要来自第二医学院和向明中学)进行游行示威。
这一时期,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抵制中国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改造”和“渗透”,让教徒继续接受梵蒂冈的领导,拒绝在教会内部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他组织并亲自督导了“不投降、不退让、不出卖”的中华圣母军支团,阻止圣母军成员向政府登记和退团,拒不参加官方教会“中国天主教爱国会”。1955年9月8日晚,龚品梅、金鲁贤等183人在上海被逮捕入狱。1960年3月,龚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龚被关押30年后被释放。
当时,由中国信徒自己创立的基督徒团体地方教会认为自己早就实行了“三自”原则,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两三年内基本未受政局影响,继续大传福音,大讲属灵生命之道,继续迅速扩展,甚至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领袖倪柝声于1950年3月从香港返回上海,以照料大陆上的数百处地方教会。1950年7月,在土改运动中,福建鼓岭“执事之家”的教会房地产被没收,全国地方教会有上万信徒写信给政府要求保留。1952年4月,倪柝声在东北被秘密逮捕关押。4年之后,1956年1月29日晚,地方教会的同工俞成华(同年病故)、汪佩真、李渊如、张愚之、蓝志一等30人在上海被捕,同年,被作为“倪柝声反革命集团”公开控诉,倪柝声被捏造出一连串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罪名,批倒批臭。从2月8日起,市公安局举办倪柝声反革命集团罪证展览会,组织1.3万多人参观[8]。倪被判刑15年,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1972年在安徽省广德县白茅岭监狱(属于上海市管理)去世。上海地方教会经过改组,由公开批判倪柝声的唐守临、任钟祥负责。[9]。
1958年,上海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208个大小教堂被合并为22个,1965年再次减少到11个。联合礼拜场所一般选择较大的教堂。但是,上海容纳信徒最多的地方教会南阳路聚会所建成时间还不到10年,也被迫“献给”国家,后来改为静安体育馆。
參考文獻
- 周恩来:《关于基督教问题的四次谈话》
- ^ 《新华日报》转载《中国基督教人士发表宣言》简报,1950年 (PDF). [2008-02-02].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9-30).
- ^ 人民日报,1950年9月23日,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 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第一批签名者已达一千五百余人 正继续征求全国基督教教徒签名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 江长川:我控诉基督教败类陈文渊 (PDF). [2008-02-02].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09-30).
- ^ 王重生:控诉美国特务顾仁恩(1950年). [2008-02-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1-11).
- ^ 1951年6月12日《解放日报》 (PDF). [2008年2月2日].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07年9月27日).
- ^ 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僔见证及文集 [永久失效連結],生命出版社
- ^ 上海公安志 >> 第二编惩治反革命罪犯 >> 第四章打击以宗教作掩护的反革命分子. [2019-04-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04-21).
- ^ 参见. [2008-02-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18)